在这个时代中，城乡二元分化依然存在并难以弥合；十几年大学扩招所造成的毕业生的资源沉积问题严重，农民进城务工与大学生下乡做官的双行线凸显出“城里城外”的发展困惑，甚至金融危机也在推波助澜，为2009年严峻的就业形势又加上一把火。

　　这把火，烧焦了人的心情，却没有照亮人的前程。大学生和农村，一度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社会情境，却由于时代问题而被强行拼接在一起，此情此景之下，知识到底能够改变谁的命运？

被下乡

　　再次见到张阳（化名），已经是2009年的冬天。“毕业的时候，还要忙补考，没有时间和精力找工作，当时就想，当个村官，先有个地方落脚。”

　　有人这样评价30年前后的两次“下乡运动”，认为前者是一种政治强制，而后者多少是一种市场选择；但是，这种选择背后的力量却绝非大学生的个人意愿，而是失业的胁迫和政策利诱，是一种“被选择”。

　　就业的危机感随着毕业大学生的逐年增长而不断加压：1999年大学扩招，2003年大学毕业生从100万跃出160万，2009年的情况是大学毕业生是610万。从2002年的100万，时隔7年，我们已经是世界规模最大的大学毕业生，我们增加了6倍。

　　庞大的毕业生群体，快速的增殖速度迫使村官考试迅速成为新一代“国考”；报考与录用的比例并不亚于公务员的热门职业；而伴随着报考人数的增多，题目也是越来越难，录取环节也是越来越多。“村官考试辅导”也应运而生，成为近两年的一个新型职业。

　　2007年，程序还没有这么复杂。这也使张阳毫不犹豫地报了名。这个显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使张阳“胖了30斤”：村里也没有什么活动，只能每天去爬山锻炼，一座山爬两年，早就审美疲劳了。

　　张阳所在的村子经济条件并不算太差，但还是有好多大学毕业生不久就离开了，

　　“有人是接受不了，也有人其他的工作有了着落，说白了，要有别的工作，没什么人愿意来当村官。”而一直坚持到最后的，多半是由于政策上的承诺。除了就业现实的逼迫，政策上的“甜蜜诱惑”也使大学生村官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香饽饽”。张阳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

　　早在200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意见》，其中对“大学生村官”的安置工作做了初步要求：按照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的原则，按照有关规定，结合岗位需求，从中择优选拔部分人员任用到乡镇、街道领导岗位。今后，县级以上党政机关补充公务员，应优先从选调生中选用。

　　各地在落实上述政策的基础上加大“鼓励”力度，对大学生村官“允以重诺”，北京以其得天独厚的条件而成为大学生的村官首选地。

　　从2006年起，北京选聘的村官按照聘用制，在村里任期3年，担任村委会主任助理和党支部书记助理职务，3年期满后，报考研究生的加10分，同时在任职2年时，为外地生源的村官解决北京市户口。

　　有关数据显示，到2008年底，北京共招募了8100多名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任职，基本实现了“每村有两名大学生”的目标。这与北京的“户口悬赏”不无关系。

　　一方面是就业压力，一方面是政策优惠。“村官”对一些人来说就是一种“应急通道”，一个临时的避难所，至于以后如何，考虑似乎还为时过早。2009年，正是这些大学生村官期满离职的日子。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在2008年拿到了户口，提前离开；另一些，与张阳一样，又回到了北京的就业市场；当然，也有人留了下来。

村官明星

　　留下来的一些人，有的成了明星。

　　2009年，是村官明星风起云涌的一年；2008年年底，一场声势浩大的颁奖正式为2009年的村官明星年拉开了帷幕。

　　2008年12月28日，由共青团中央及有关媒体共同组织的首届“中国十佳大学生村官”评选颁奖活动在清华大学举行，经过网络投票、专家评审、组织审核、社会公示等各个环节，评选出周倍良等10名“十佳大学生村官”和20名“优秀大学生村官”。颁奖活动同时还颁发了16个“大学生村官之歌”征集评选出的最佳歌曲和优秀歌曲的奖项。

　　2008年，张阳“村官”履新的第一年，也在身边寻找这样的榜样，但是却未能如愿。与此同时，他的同行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明星”。

　　平谷区村官王丽娜帮助村民种植草莓发家致富；硕士村官王红兵在任3年带领村民脱贫；2009年10月，担任村官工作不过一年的彭万贵被破格提拔为副乡长人选，这些都点燃了大学生村官的仕途激情；一些要加引号的“大学生村官”也加入了这个行列，最近，黎锦林的事迹街谈巷议。作为产值过亿元的上海安而雅保健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办者，39岁的黎锦林放弃了公司，回到家乡带领村民致富。

　　2009年，“明星”村官层出不穷，张阳却漠然了。“之前我有一个同学回到学校之后也成了明星。”张阳说，学校乐于挖这样的典型，进行这样的宣传，这也是处于一种需要。

　　不仅政策需要积极的响应者，不仅学校需要漂亮的毕业生就业数据，不仅乡镇领导需要表示对中央政策的重视和落实，更重要的是，每年有数以百万记的待就业大军投入社会，其中相当数量的大学生毕业后马上面临失业，他们需要一个光明的愿景和许诺。“村官明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这种需要。

　　但是，这也容易给这些迷茫中的毕业生以误导。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对农村及村官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调研，他表示，“这些能够在农村有所作为的，少之又少，但与此同时，却有相当多的大学生村官在当地‘水土不服’，村官与村民互相不适应，关系不融洽。”

　　极少数成名的村官明星，或许正应了那句话，不要迷恋哥，哥只是一个传说。

回城的脚步

　　从“传说”这个层面上来说，今时今日的“新下乡运动”与30年前并无二致。被时代裹挟着的“知识青年”，在无从选择的情况下，追随着传说。

但是，终究还是有梦醒的一天。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叶辛对1978年记忆犹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说，“当时，全国1000多万知青最强烈的心声就是：回城！回城！”他也亲眼目睹“黄浦区知青办门前有上千人日夜在排队。”

　　2009年，下乡的第二年，张阳已经完全做好了回城的准备。

　　“下乡”的第一年，他就知道了村官所拥有的“建议权”的真正含义：你能有奇思妙想，甚至形成计划书，但是最终决策权肯定是在于领导；也知道了“村民的钱都把得很紧，根本不可能说服他们去投资一个刚刚上马的项目，更别说仅仅是一个想法；另一方面，目前的农村生活相对稳定，村民致富的积极性并不是太高。”更加知道了，“你的风头也不能压过村领导，否则他们会担心自己的权力不保，一定会借机打压。”

　　在农村成为“村官明星”不容易，成了明星也是前途渺茫。正是在“明星”村官频出的2009年，村官集体上访事件成为“下乡运动曲”中最不和谐的音符。

　　2009年7月13日，邢曼丽由于“拖欠工资”和“劳动合同”等问题来到国家信访局上访。据悉，与她相同遭遇的20多名大学生村官已在农村“服务”9年，当地政府不仅拖欠每人一万多元工资，还提出要解除大学生村官的“身份”，改签临时工合同。这样的待遇终于让昔日的“村官明星”忍无可忍。

　　“身份的合法性”问题成为了大学生村官固守农村的又一个现实的障碍。研究中心专家认为，应尽快在政策及法律上为大学生村官“正位”，进一步明确他们的身份及工作定位，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利于“大学生村官”成长的工作机制，构建相应的职业发展规划及福利薪酬待遇体系。

　　但是，目前这些问题还都没有理清。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只可能是大学生村官暂时的中转站，而不是永久的栖息地。

　　2008年的冬天，贺雪峰就在《给大学生村官计划泼冷水》一文中指出，“大学生是一个外来的、有热情的力量。但是，我们也不能将他们的热情估计过高，因为他们不是下乡做义工，而是将村官作为职业。他们需要有收入，将来要成家，要生儿育女。大学生村官当然不是要娶一个村里的媳妇，而是要在城里安家的。”

　　2009年的下半年，距离村官任期还有半年的日子，张阳的日程紧张起来：每周两天进行公务员以及其他再就业的培训，周六、日的时间则全部用来读在职研究生，两年前被搁置的就业压力又重新将张阳拖入深深的焦虑之中。

　　这样的焦虑，城市、国家也能体会的到。2009年12月，一份40多名学生，历经一年的《大学生村官机制建设：基于1260个乡村实证调查研究》再一次显示：农村与城市的交流不便，让大学生村官在重回城市新工作岗位时面临竞争力缺乏的问题。大学生村官一旦大规模返城，延迟释放的城市就业压力将如何应对，2009年的尾巴上，我们还没有看到答案。

　　而那些“驻守”在农村的人，或许也有自己的焦虑：若干年后，他们这些曾经的大学生是否要以农民工的身份返城？

　　所有这一切，都期待政策给予新的解释或突破，不过，可喜的是，政府的开放式管理，对舆情设身处地的考虑，使得所有这些问题开始逐渐清晰，并开始纳入制度设计的范畴。

　　或许这也将是2009年在历史上的价值，呈现问题的另一面，是首先拥有了一套能让问题呈现出来的机制，这就是政治文明的进步！